当她们主动选择改母姓
这让我眼前一亮。虽然最近几年，公共空间有了更多对冠姓权的讨论，但作为姓名最终的所有者，孩子对此有何认知，依然是罕见的视角。更可贵的是她的主动性，不像我接触过的其他改姓之人，就算不是被长辈安排，也起码是双方皆有此意才行动的。
在冠姓权的“战场”，偶尔会有这样的声音：能不能让孩子在长大后自行决定姓什么呢？我觉得这样不错，但实现起来太遥远了。没想到，已经有人在现有的制度之下，迈出了这一步。
我开始四处寻找像她一样主动选择母姓的人，想记录下这群人的出身、思考和行动，以及这个选择所带来的回响。这最终成了一篇完全由女性讲述的内容，并非我刻意为之，而是愿意分享改母姓经历的大多是女孩，再加上“由自己主动提出”的条件，就更难找到男孩了。
她们之中，有人与父亲早早断联，或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，期望能通过改母姓找回自己的归属和选择权，但也有人从小浸泡在父母的爱意中，改母姓更多是投射对自己的希冀——希望成为像母亲那样强大的女性。
文 | 沈后
编辑 | Sharon
纽带
晓希家的户口本上有两个人，她和母亲，她们的名字前面冠着同一个姓。每次想到这点，晓希就觉得“太他爹的爽了”。
晓希是那篇“21岁成功改母姓”的帖子的作者，2022年夏天，她提交了更改姓名的申请——姓是母亲的，名是自己取的。
去年4月初，她拥有新姓名的大半年后，我们约在奥森公园见面。当时正值花季，公园里的海棠、桃花、雪柳都开得甚好，微风偶尔带来丁香的香气。那天又是周末，赏花的人甚多，晓希提议在一处长亭坐坐，那里有四五位阿姨分享着水果，还有两个遛娃的家庭，身后大片的二月兰里，一群年轻人正热烈地讨论着拍照姿势。
我有些犹豫，在如此人来人往的环境，适合谈论访谈提纲里那些又隐私又尖锐的话题吗？
晓希倒很坦荡。聊天开始的第3分钟，她就向我讲起自己的家庭情况：
她口中的“我们家”是指母亲所在的整个家族，从她有记忆起，一直是被这个家族照顾着的。在她4岁那年，她的父母离开了彼此，此后，姥姥、大姨、二姨等女性长辈都曾在不同阶段和她同住，帮她的母亲分担养育责任。
这是一个“母系氛围更浓”的家族。姥姥亲戚众多，而姥爷是孤儿，而且姥爷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，认为“父爱如山”，倾向于做个威严的庇护者，和子女的情感交流不多。因此，从晓希的上一辈起，就是同母系家族的纽带更紧密。
姥姥生了4个孩子，3个是女孩。婚后，她们不仅没有脱离出去，反而都和娘家走得更近。“两个姨夫也像嫁到了我们家一样”，晓希解释道，不是入赘，而是相比原生家庭，他们更喜欢和妻子家来往。
晓希在这个家族所见的夫妻关系，几乎都是平等的。这种平等并非是妻子们在世俗意义上通过更强的能力换来的，“纯粹是这些女性就不是那种受气包的性格”。丈夫们也大多是性格温和之人，姥爷曾是唯一的例外，听说他年轻时很强势，但在晓希成长起来的那些年，他因为听力不好而变得少言寡语，存在感已经很低了。
这或许解释了她的父亲为何选择离开。她说，父亲极度追求“亲密关系中的主导地位”，需要从对方身上汲取“被崇拜的感觉”。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，他觉得自己被压抑了。多年后见到晓希，他依然愤愤不平：“你们家都是女人做主……不讲礼数。”
他后来的几任伴侣，都是年轻漂亮但家境远不如他的，晓希用3个字概括，“好拿捏”。
有段时间，一想到自己是随父姓的，晓希就非常抗拒。她的归属感绝对在母亲家。“如果姓氏最朴素的意义是显示谁和谁是一家人，现在这个意义实现了，我不再是跟陌生人一个姓了。”
醒悟
在人生的前十几年，晓希并不觉得随父姓有何不妥。尽管父亲早就淡出了她的生活，最久的一次，他们整整3年未见。但姓是一回事，实际的关系是另一回事。
直到初中时，她在知乎接触到女性冠姓权的话题。似乎本就藏在头脑里的一些意识，被轻轻叫醒了：“有道理啊！这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随男人呢？”
她第一次有了“我或许应该改姓”的念头。
这个念头，伴随着晓希对女性主义的了解而生根发芽。她说，女性主义改变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其中让我颇感意外的是，眼前不施粉黛的她，高中时曾深陷容貌焦虑，买了非常多化妆品，后来她逐渐意识到“弱势的一方才是被看的”，就再也没有化过妆。
虽然从第一次接触到冠姓权的概念时，她就认同这种权利是女性应该享有的，但还是偶尔生出顾虑，比如，随母姓后，找对象会不会困难？当她在女性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这样的顾虑都消散了：“根本就不应该担心男人喜欢什么、不喜欢什么。”
我接触的其他女孩，也或多或少表达了对女性主义的认同。
即将本科毕业的星悦成长于重男轻女的家庭，她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弟弟，是爷爷奶奶对男性后代的执念而降生的。她的日常充斥着来自爷爷奶奶的打压：正常坐在桌前学习是“装模作样”；物理考了第一，被一口咬定是作弊；中考、高考前，别人得到的是祝福，她得到的永远是“你考不上”的否定……
18岁前，她从未想过抗争。她甚至没有清晰地认识到，这些打压与她的性别强相关，因为大人们都说，爷爷奶奶生了爸爸后又生了姑姑，他们不是重男轻女的人。
直到进入大学，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些了解女性主义的同学，她开始慢慢醒悟，也开始试着争取自己应得的肯定和支持。
文远的觉醒来得更晚一些。她曾是那种“疯狂讨好男性长辈”的女孩。大学时，她陷入了一段“有毒关系”，对方比她年长很多，利用权力让她言听计从。那几年，她的社交圈几乎缩成了一个点，每次认识新的朋友，就被男友软硬兼施地砍断联系。课业也荒废了，“每天看乱七八糟的‘情专’（网络上所谓的情感专家），什么好嫁风、纯欲风、推拉之术”。她甚至去算命，“算自己命里有没有儿子”。
经历了很多斗争，她才从那段关系里挣扎出来。脱胎换骨并不容易，长期的控制已经让她变得畏畏缩缩，哪怕有了新的亲密关系，她依然心甘情愿地被“吸血”。26岁时，她还在日记里留下绝望的心声：如果嫁不出去怎么办？
冠姓权话题第一次进入她的视野，是在4年前。一位女博主分享，自己因为争取冠姓权失败，接受不了“父姓+母姓”的折中方案，最终选择和其他方面都算得上“好伴侣”的丈夫离异。此事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
“我当时的男友对这个女孩恨得牙痒痒。”她提了这么一嘴，但没提自己的看法。聊了十几分钟别的，我又把话题折回来，这次，她有些惭愧地说：“当时我觉得，有什么好争的呢？可以拿这个冠姓权换钱呀！老公给钱，你生一个跟他姓的孩子，这很公平啊。”
2022年，和那个男友分手后，她突然想起被他骂过的这位女博主。她在全网搜索博主的后续，一无所获。
她说，大概从那时起，才真正对女性应得的权利和现实的处境有了思考。
缺位
高中时，晓希第一次提出想改母姓。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怕父亲不认她，他们说：“多一个人爱你不好吗？”
晓希想，他本来就不爱我，和姓有什么关系呢？她感受到的父爱太稀薄了，而且充满了条件，“好像他是皇帝，你要表现得多好多好，才能当太子”。
她从不觉得自己的生活里必须有父亲。他离开得太早，离开前也不怎么参与育儿，两人并未建立起感情基础。反而是周围的大人们，都觉得她一定会想念父亲，总是安慰她：“等你长大，爸爸就回来了。”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晓希会迎合他们的怜悯，“装出一副很想让他回来的样子”。后来，认知和行为的割裂越来越大，她便不再做这种表演。
如今父亲添了酗酒的毛病，让她更想避开了。她向我吐槽，和相差17岁的、同父异母的妹妹第一次见面时，父亲竟然还叫来了酒友，话还没说两句，他就把孩子们支开，和酒友在餐厅喝高了，搞得场面很难看。烂醉后，他甚至还说要开车送孩子们回家。那可是酒驾！吓得晓希立刻拉着妹妹跑了。
文远的经历和晓希很相似，母亲“丧偶式育儿”，接着父母在她七八岁时离异。此后，父亲很少和她联系，也不履行抚养义务，直到几年后去世。
“当时还是座机时代，印象中，他打到家里的座机找我（的情况），几乎没有。”每年仅有的几次见面，父亲除了带她买些零食，就只会对着她哭一整天，说些情感绑架的话。
星悦的父母没有分开，但她也算是母亲一人养大的，尤其是在经济层面。弟弟出生前，不只星悦，连父亲也是靠母亲养的。他不工作，也不照顾女儿，星悦生了病，还要母亲请假带她去医院。
有了二胎后，父亲依然想过那样的生活。母亲说，女儿是我全权负责，儿子就由你全权负责。（话虽如此，她还是会给儿子花钱。）于是，爷爷奶奶给了父亲一笔钱创业，还给了他一套多余的学区房，让他可以收租来养儿子。他们还搬了进来，帮忙照顾孙子。
星悦开始活得“低人一等”。饭桌上常年有单独给弟弟做的一道菜，她不能吃，牛奶和零食也被藏起来，只给弟弟不给她。一旦星悦提出疑问，就会被攻击：“弟弟两三岁的时候，就已经会找吃的了。你找不到，是你自己没用。他比你能干。”
持续的打压之下，星悦出现了严重的情绪问题，“高中基本哭了3年”。对此，爷爷奶奶只会冷冰冰地丢下一句：“你又发神经病了。”
在星悦看来，对于她这十几年的痛苦，父亲也负有很大的责任——他虽然不是主要的打压者，但是沉默的帮凶。
女孩们从孩子的角度，发出了和那些争取冠姓权的新手妈妈们一样的疑问：为什么承担更多责任的是母亲，孩子却默认是随父姓的？
例外
和这几位女孩聊完，我不禁想：难道主动选择母姓的人，就没有和父亲关系良好的吗？
经过大半个月的寻找，我和一个名叫张阔的女孩建立了联系。
访谈伊始，我就直观地感受到她和其他女孩的差别。对她而言，随母姓的人不算罕见：表姑和表叔都是生来就随母姓；同村玩得好的一对姐妹，一个随父姓、一个随母姓；每次分班，总能认识随母姓的同学，男女都有。
她出生在黑龙江和内蒙古的交界，那里属于东北地区，独生子女政策执行得好，重男轻女的思想也比较轻。她总是不自觉地强调这一点，好像仅此一点，她大体圆满的生活，就无需更多解释了。
她的父母是少见的爱情多于亲情的中年夫妻。在这段婚姻的起点，父亲以绝食抵抗长辈们的反对，又被迫放弃自己在原生家庭的所有财物，坚定地选择了母亲。这种炽热持续至今。
一些情节尽显宠爱。早年家里以务农为生，父亲从不让母亲插手地里的活，也不要求母亲做饭。“我爸晚上回家，我说饿，他不一定理，我妈说饿，他立马去做饭。”后来村子拆迁，分下来的房子，落在母亲名下的最多，张阔比母亲少一套，而父亲只有一套。
一些情节关乎平等。曾被婆家嫌弃“不会干活”的母亲，在这个小家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真正的才能。她几次提议家庭投资的方向，父亲放手让她尝试，也和她共同努力。他们由此赶上了经营农家乐的热潮，又在潮退前及时转向，顺应政策发展林业，财富稳步积累。
张阔就是看着这种良性的亲密关系长大的。她也被父母充沛的爱所滋养，不曾缺少安全感。
初中时，她遭遇了严重的校园霸凌。有人抢了她的钱，却倒打一耙说她欠钱，她被不明就里的同学喊作小偷，被所有人疏远。施暴者在当地颇有势力，但张阔的父母丝毫没有忌惮，坚持为她讨公道：“找班主任没用，找年级组长没用，后来托关系和校领导搭上线，一连找了他六七天。”最终，施暴者被处分，当着全班的面还了张阔清白。
父母对张阔的爱没有控制，只有尊重。青春期时，张阔想把头发染成“很亮的大蓝色”，母亲没有阻止，而是带她到常去的理发店，并替她付了钱；大学时，张阔有过抑郁状态，父母按她的意愿帮忙办理休学，让她慢慢恢复；在她还没有恋爱经历时，父母就说，你想不婚就不婚，想丁克就丁克，怎么样都行。
她改母姓的理由，从未包含“不喜欢自己的父亲”。
在她读小学时，父亲也曾缺席她的成长。当时家里生计堪忧，父亲去跑大车，短则3个月、长则9个月才能回一次家。她坦诚自己有过闪念，为什么不是有钱有闲的大伯做自己的父亲？但她很快就理解了，如果父亲不在外奔波，她和母亲大概真的没有饱饭可吃了。
后来家里条件改善了，父亲逐渐安定下来，或许是补偿，或许是终于可以遵从本心，他付出了“超过一般父亲的陪伴”。
张阔乐于讲述父亲的细致：她的入党申请书是父亲帮忙誊的，通篇无一错处；她到外地工作，父亲常来探望，知道她怕用菜刀，每次带来的肉都是切成片的；去年她突发过敏，第一反应也是向父亲求助，父亲连夜接管了她的布偶猫、仓鼠、乌龟、鹦鹉，认真记下种种事项，又额外查了不少资料，养得比她更尽心。
她想改母姓的理由，有很大一部分是投射对自己的某种希冀。
学生时期的她自认胆小怕事。她羡慕母亲的性格，外向、独立，东北话讲“很闯荡”。她还用了“强势”这个词：“我妈的强势不是让人难堪的那种，而是能在大事上拿主意，影响他人的意见。”前面提到的经营农家乐、发展林业、帮她办理休学，母亲都是主导者。
最令张阔震动的是母亲处理那次校园霸凌时的表现。当时校领导说：“钱都还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”母亲一反平日的柔声细语，霸气回应道：“钱是还了，但欺负我家孩子的事还没有完。本来是他们抢钱，为什么成了我家孩子欠钱？这事必须说清楚！他们必须道歉！”
张阔想变得更强大些，就像母亲那样。
决心
尽管张阔父母一向开明，她依然会忐忑他们的态度。
毕竟亲戚们可能会吹耳边风的。尤其是大伯，他是家里最古板的，总把“长子长孙”挂在嘴边。他对张阔的父母催生了十几年，“因为我们这辈的 5 个孩子都是女孩，伯娘和婶婶又都因病摘除了子宫，只有我们家还能生”。大伯承诺，只要是男孩，就给张阔的父母一百万的奖励，并负责这个孩子从小到大的所有花销。
像他这样的人，如果知道“长孙女”想改母姓，不得发疯啊？
结果出乎张阔的预料。去年春节，她试探性地向父母透露了改母姓的想法。“他们答应得比给我买貂还要痛快，买貂时还争论了挑什么款式、去哪里买，这次完全没有争论。”尤其是父亲，他的第一反应是：“改呗，想好取什么名字了吗？”第二反应是给派出所打电话咨询流程。
后来，他还在家庭聚会上给亲戚们打了预防针，委婉地表达了对女儿的支持。大伯顺着他的话，评价“小姑娘长大了，有主见，挺好”，爷爷奶奶也跟着点了点头。
这样的支持太少见了。
文远也试探过家人的态度。去年年关，家里有老人去世，大家聚在一起叠元宝时，文远说：“转过年来，我要把姓改成李（母亲的姓），这样我就是老李家人，我就有资格为老李家人抬棺。”
被排除在“老李家人”之外，她已经介怀了十几年。
小时候她不听话，母亲会说“替老王家（文远的父亲家）养了个白眼狼”，姨妈们督促她学习，也会说“你是老王家给老李家的拖油瓶”。
青春期时，文远开始期望对母女俩的这个小家有一些知情权，但得来的总是搪塞。她更卖力地学习，以为这样母亲就会改观。
3年前，压倒性的事件发生了。母亲轻易将家里的经济状况告诉了一个“沾亲带故的男人”，被对方骗走不少家产。当时文远已经一路读到了博士，却依然对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。她只能被动承受这场劫难，甚至差点因此退学。
“无论我们有多么深的亲情羁绊，母亲潜意识里总觉得我是外人。”哪怕最终是她通过法律途径帮母亲挽回了不少损失，也没有获得那份对自家人的信任。
因此，发出那番“改母姓为老李家人抬棺”的言论时，她并没有抱什么希望。有些意外的是，在场的男人们没有说话，女人们倒是都开了口：“你改了姓也是老王家人，也不是老李家人。”这些人里，也包括她的母亲。
星悦则谨慎得多，她只和母亲提前谈论过更改姓名的事，因为她希望自己的新名字是母亲取的。只有母亲值得她赋予这项权利：她刚出生时，很多人都想将这个不受欢迎的女孩丢在老家寄养，是母亲坚持把她带在身边；爷爷奶奶骂她，只有母亲帮她说话，连带着被攻击；高考后她离家出走，母亲虽然反对，还是会给她打钱，挂念她过得好不好。
她没有向母亲说明原因，只是在微信上发了一句：“妈妈，我想跟你姓好不好？”
她告诉我，不再随爷爷、父亲姓，算是对他们常年薄待（她更倾向于定义为虐待）自己的迟到的抗争。她最初的用词是“报复”，后来又纠正道，不是对他们的报复，而是对自己的交代。“我是一个不跟他们姓的孩子，他们对我不好，我心里能过得去一些。我得做点什么，这样就能放下之前的事，就能开心了。”
母亲警告她不要这样，并站在她的角度设想了一系列后果：不随父姓，会不会对考公考编有影响？未来的老公会怎么看你？等你准备成家立业，爷爷奶奶不肯帮忙，你会不会很惨？
星悦想，那就再看看吧。“人是有惰性的嘛”，维持现状最简单，改变则需要强大的推力。
最终，是父亲推了这一下。
去年春节，父亲给她的红包比给弟弟的少了一倍。他还和星悦打了一架，那天星悦去参加志愿活动，他以为是去瞎玩，便阴阳怪气起来。两人话不对付，很快扭打在一起，他猛攻星悦的太阳穴：“每打一拳，我的眼前就会黑一下，又重新亮起来。再打一拳，又黑一下。”
那一刻，星悦下了改母姓的决心。
作主
晓希是在母亲的陪伴下去派出所更改姓名的。尽管母亲一直无法理解她为何有这样的执念，也屡屡以“你爸不认你了怎么办”为由劝她放弃，但晓希从中学坚持到大学，母亲也就疲了，由她去了。
接受了晓希一定会把姓名改掉的事实后，母亲也加入到取名的行列。她请算命的拟了好几个名字，晓希都觉得不好听。她的旧名字就是母亲请人算的，其中一个女字旁的字是古代宫中的女官名，她尤其不喜欢。
作为一个“懒人”，她选择从历史人物的名字里寻找灵感，最终选中的两个字是某个大人物的曾用名，有着不错的寓意，读起来上口，写起来也简单，而且是她钟爱的中性风格，“没有性别刻板印象”。
那段时间母女俩住在一起，母亲很自然地同晓希一起去派出所，如果遇到什么问题，她也能帮帮忙。后来果然需要她协助：晓希的申请里提到父母离异，派出所要求提供离婚证以便核查，母女俩又回去重新准备了材料。
第二次，她们终于拿到了更新的户口本。母亲有点不适应：“哎呀，怎么一下就变了？”晓希则切换得很快：“过去，姓名对我而言是一个无意义的符号。现在，我感到它就是我。”
因为不被家人支持，文远和星悦在正式行动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风声，她们偷偷准备好材料，“心里一横”，独自去了派出所。
文远的户口所在地既不是老家，也不是她读书的城市，从学校过去，要跨越半个中国。这趟旅程花销不小，文远还未工作，要攒好几个月才能“回血”。
但她依然坚定地出发了。“要做毫无保留支持自己的人”，她在后来的分享帖里这样写道。
不过，她说自己还不是彻底的洒脱：“我填的申请理由是‘父亲去世，改随母姓’，不敢坦坦荡荡地写‘改随母姓’，必须要在前面加一个注解，让它看上去比较符合‘人情’。”
她还不敢光明正大地和传统、和多数人对着干。
其他女孩的申请理由，更算不上什么真心话。晓希搬出了之前同学们常喊的外号，灵感来自她旧姓名的谐音，外号带来的困扰被夸大，甚至上升到“尊严”层面。其实她并不在意大家那么叫，只是觉得这样写“民警更容易理解”。星悦的理由更牵强，她绞尽脑汁，才扯出“名字里的这个字和哪个名人相似，那个字又和哪个名人相似，导致自己在生活中被人嘲笑”。
实际上，提交申请后，一切比她们设想的顺利很多。审核的时间并不比其他人长，线下更新证件时，民警们干脆利落，没有盘问，也没有拐弯抹角的评判。
自己做主的感觉真的很好，每个女孩都这样感慨。
她们向我诉说新姓名散发的神奇力量：家庭聚会上，晓希望着“生命中最亲密的那些人”，想到自己和她们是同一个姓，内心涌起一丝满足；文远每次写下自己的新姓名，就有一种“多年打工人熬成老板”的愉悦；星悦会连用3个以上的“超级”来表达对新姓名的喜爱，它带来了积极的心理暗示：“我现在不是甄嬛了，我是钮祜禄氏。”
反噬
然而女孩们知道，在父权文化之下，自己的行为大概还是会遭遇反弹的。这也是一些人想隐去真实姓名的原因，她们需要一个保护壳，缓冲向自己滚来的、强大传统惯性的挤压。
新身份证送达的那天，星悦是“悄摸摸地取回家，又悄摸摸地塞进书包”的。她暂时不希望父亲知道：“他知道后就不可控，或许会伤害我。”
不过，她也不想“一个人hold住”这件事。她渴望一个盟友，首先想到的就是母亲。
结果母亲“大破防”，跑回房间，抵着门痛哭起来。星悦听着心疼，用身体去撞门，怎么也撞不开。“不管不顾的大叫”从门那边传来，母亲嚷着，自己已经表达过不希望她改母姓，但她还是改了，这是不尊重。
星悦对这套以“尊重”为落点的说辞抱有怀疑，认为这是母亲“自己骗自己”的。就像她曾多次目睹父亲对母亲施以暴力，但母亲总说，那不是打。
或许后面那些才是母亲真正的心声：“你不要跟我姓！随便跟谁姓都行，不跟你爸姓也行，只要别跟我姓。不然，他们就以为是我唆使你去改的。”
“她觉得，我让她成为了丈夫家的罪人。”原本母亲眼下的生活还算自由（她所说的自由是指，不太需要承担家务，每月给家里一笔伙食费），没想到女儿改了自己的姓，怕是“要做牛做马去偿还罪孽”了。
星悦感到无奈，在她的认知里，这件事就像“馅饼砸到了母亲身上”，虽然不是母亲主动提出，但客观上对母亲有益。如果母亲怕被误会成“唆使者”，她们完全可以提前统一口径。
父权文化的反弹是经由母亲作用到自己身上的，而且如此激烈，这出乎了星悦的预料。母亲甚至撂下狠话，要和她断绝关系。
她努力去合理化母亲的反应：这个年过半百的女人，也成长于几个姐姐、一个弟弟的家庭，也是一直不被偏爱的孩子。多年来环境的浸染，已经让她发自内心地接纳了这种文化。
星悦猜测，如果姥姥知道了她改母姓的事，也会指责母亲。毕竟，姥姥年轻时顺从了“一直生到男孩为止”的潜规则，老了也不和女儿在超一线城市享福，而是留在老家帮儿子种地、带娃。所以，母亲的担忧不无道理。
“妈妈也是为我好”，星悦也这么说服自己。按照母亲的想法，如果星悦随她姓，婚后的娘家就是她家，而不是丈夫家，她家的经济条件比丈夫家差了一大截，她不希望星悦因此而受欺负。
事后星悦告诉我，这些理由对她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。“但是我爱她，这就是最大的理由。”
但在那个风暴之夜，母亲说了一句很刺痛她的话：“你改姓，让我比知道我爸爸死了还要痛苦。”
当时已经是半夜三四点了，过去的几个小时，母女俩隔着门，一个在这边哭，一个在那边哭。星悦有些赌气地说：“好，既然你这么不愿意，那我不跟你姓了。”
那一夜，父亲始终躺在另一个房间，没有任何行动。星悦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睡着了，她和母亲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如果父亲丝毫没有察觉，实在不太令人信服。
她有一个不那么善意的猜测：父亲已经掌握了情况，他在那里装睡，让妻子来哭闹，给女儿施加压力。如此一来，如果女儿回心转意，他不仅得到了想要的结果，“还美美地隐身了”。
她把这段经历分享到一个非独生子女的群组，很多网友劝她专注于自己改母姓后的体验，放下和母亲统一战线的期待——如果母亲失权太久，被动地获得权利后，有不配得感也是正常的，甚至可能觉得被挑战了。他们鼓励她成为更强大的人后，再去考虑能否帮母亲争取权利。
我问星悦，在她看来，改母姓是全然为了自己，还是某种角度也为了母亲？
她想了想，应该还是为了自己。因此，母亲的反应不会让她怀疑做这件事的意义。
盼头
户籍信息变更成功前，文远想象的“凯旋”画面是，请亲密的朋友大吃一顿，宣布和过去的自己彻底告别，然后一醉方休。
她还设想母姓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心理支持，无论在学业、人际关系还是其他方面，甚至可能让她不再害怕走夜路了。
结果是，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有用”。她确实获得了一些力量，每天能把厌学情绪压制下去，有动力走出住处、走向办公室，但也就仅限于此了。
快乐也是偷偷地快乐。她只在七八个人的朋友群里提了一嘴，群里都是博士，她原以为大家的态度会比较开放，但没有人发来祝贺，不是念叨着“好好的名字为什么要改”，就是已读不回。好朋友都如此反应，更别说关系远的人了。
访谈时，距离她更改姓名过去了一个多月，那一个多月，母亲一直没有叫过她的新姓名，而是用“闺女”之类的称呼，不知道是不是在刻意回避。
网友们比母亲更早知道她改母姓的事，她提前编辑好帖子，从派出所出来，就立刻按下了发布键。
她说，即便这件事对自己没有那么大的益处，对女性群体肯定还是有益的。她要做巨泊里流动起来的那滴水：“就像我现在也不是很想继续读书了，但我鼓励自己，如果取得更高的学位，在一个机构爬向更高的位置，对我的女性后辈会有一定帮助。”
晓希也希望自己改母姓的行为能对身边的人产生一些影响：“最起码他们不是只在新闻上看到过。”
她觉得这不是多么值得夸耀的事，就是一个选择而已，下决心就能办成。
“和那些真正的挣扎相比，改姓只是一件小事吧。”她告诉我，前两年她一直尝试脱离性缘关系，只维持友缘关系和亲缘关系，但难以做到，还是会被情绪黑洞牵引着靠近异性。她想找到那种“自己爱自己的状态”，这才是真正艰难的跨越。
改变最大的是星悦。拥有新姓名的前一年，她有过一段难熬的情绪低谷，甚至想过自尽，她想给自己找些“活下去的盼头”，改母姓就是其中之一。某种程度上，我所见到的她确实像重获新生一样，对过去提不起力气的很多事情都兴致满满。
访谈结束后，她突然问我有没有考研的经验，又发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，让我这个“媒体人”看看，如何复制爆文。她兴奋地说，就在前一天，她的账号刚刚接到广告，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
她和母亲的关系基本回到了过去的状态，她们并没有达成共识，是时间起了作用，稀释了那一夜的余震。她坚持不改回父姓，母亲也就“摆烂”了，权当不知情。
她的新目标是，努力把自己养活好，再养育一个女性后代。
让孩子随自己姓，小学时她就这么想过。只不过当时的方案是“找个和自己同姓的老公”，因为大人们灌输的观念是“所有女人都会结婚、都会生孩子，孩子都会和老公姓”，她接受了这套规则，和同姓的男人结婚是在规则内摸索出的变通之法。
如今，她已经证明了这套规则并不是必须遵守的。而且，孩子也不会因为随她姓而变相继承父亲的姓氏，她很开心。
过去，她虽然觉得自己一定会生育，但还是会恐惧，觉得这件事可能令她“和死亡贴得很近”。改母姓后，她发现自己能很轻易地克制这种恐惧，对生育的期待也达到了顶峰，甚至连女孩的名字都想好了。
她希望把自己的姓氏、思想和未来可能创造的事业，一并传承下去。
后记
这个选题的采访和初稿写作是在去年春天完成的。时隔近一年，得知它将被更多人看到后，我和几个女孩她们聊了聊近况。
晓希是从美国加州拨来视频电话的。去年夏天，她从北京搬到这里，希望体验不同的生活。9个月里，她做了很多新的尝试：做过律师助理，考过保险经纪人执照，还剪过寸头。
父亲从侧面知道了她改母姓的事。一次，父亲给她转账，看到收款人的姓名变了，便向前妻询问了情况。晓希听母亲说，父亲没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反应，至于他内心的想法，她也不在意了。
文远的母亲至今都没有叫过她的新姓名，距离她更改姓名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。母亲偶尔还是会用冠着父姓的旧名字称呼她，她每次都会纠正母亲，但母亲从未正面回应。“我发现，让她接受这种改变，比我们想象的更难。”
文远说，如今她已经没那么在意是否被认同为“老李家人”了。无论“老王家人”还是“老李家人”，根本上都是男性掌权，依托姓氏的继承，一代代男性构成家族的主干，其他枝桠得以他们为支点。改母姓的意义不是把一段枝桠从这棵树移栽到那棵树，而是自己成为新枝桠萌发的根基。
她还在努力读博，导师和身边的同学已经习惯了她的新姓名。但在年初的课题组聚会上，一个参加工作多年、不常见面的师兄知道她的新姓名后，说它很像某个三级片演员的名字，在场的一些男性听到后，脸上出现了那种“意味深长的笑”。
几个月前，文远新交了一个男友，对方对她改母姓表现出强烈的不理解：“他说，如果是他要孩子随母姓，他爸肯定不让。”文远问：“你爸不让，那你妈呢？”对方说，他也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感受。
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。文远想，如果未来自己结婚生子时，没有足够的能力让孩子随自己姓，起码可以给孩子讲讲自己的这段经历，让Ta知道，成年人是有主动选择姓氏的权利的。
星悦回复我的信息时，正在忙着准备第二天的省考。她迫不及待地和我分享了好消息，她通过了考研的初试，对复试也有很大把握。上次访谈时，她刚刚跑完变更学籍信息的流程，正在公示期。如今她的学籍已经彻底更新了，在考研和省考的准考证上，写的都是她的新姓名。
父亲和爷爷奶奶至今尚未显露出知道她改了母姓的迹象，她不禁怀疑，难道那一夜，父亲真的什么都没有听到？他们对她的打压依然如故，比如不支持她考研。但星悦的学费是母亲出的，她只需要说服母亲就够了。
听到星悦过了初试、有很大的希望考上研究生后，母亲对她说：“你就是我们老X家的人才，你要为我们老X家争口气。”星悦敏锐地捕捉到，母亲用的是自己的姓，不是丈夫的。她想，或许在母亲的内心深处，对于她改母姓这件事，并没有表现的那么抗拒，甚至可能有一丝丝的开心。
去年访谈张阔时，她的户籍信息还没有变更。虽然在她表达改姓意愿的当天，父亲就给派出所打了电话，但正值春节，户籍科不办公，假期结束，她又急着回外地工作。不过，当时她告诉我，父亲已经开始用新姓名称呼她了，还改了微信备注，说要提前熟悉熟悉。母亲也在电话里问了她好几次，什么时候回老家更改姓名。
今年再度取得联系后，张阔苦恼地表示，她依然没能抽出时间去老家的派出所更改姓名。她的工作越来越忙了，基本只能在春节回去，回去也不能闲着，大年初一还有工作找上来。她早就找人算好了新名字，花了688，却迟迟不能在证件上看到它。一个小小的安慰是，遇到的新客户也支持她改母姓，并主动用新姓名称呼她。
上个月，她即将返工时，父母又一次问她，准备何时去派出所。她希望能在夏天前，完成这个拖延许久的计划。
*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皆为化名。
作者——沈后
记录无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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